内容简介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姜士彬（David John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早年专注中古中国士族研究，近年关注明清大众文化研究。
目录
用户评论
隐藏评论
鲜有警策，不如伊沛霞。
作者似乎对墓志有所偏见？这是否是其未注意到所谓的“特殊谱牒”在中古墓志中比比皆是的原因？
南北朝间南方世家大族通过控制九品中正制，形成二品特权阶层。北朝控制了上百个坞壁的大族同北魏皇族合流，形成崔卢“四姓”集团等超精英阶级。孝文帝改革将宗谱修订当做官方工程，试图建立一个什么出身什么官职的无流动寡头集团。唐太宗开始改变血统论，将官职同贵贱挂钩，唐高宗更是推出五姓七望的禁婚族，但大族依然渐渐控制了进士选拔，维持期荣耀地位。陈寅恪所言武则天以新官僚集团取代世家大族并不准确，有唐一代，世家始终把持权力。宰相出身世家与非世家平分秋色，晚唐甚至占上风。但是通过官僚任命的贤才政治逐渐取代出身，大族衰弱成为必然。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政府有意识扩大了人才向上的通道，千年的世家大族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格局，视野，方法，技巧在当前历史研究中突破过去的束缚藩篱，是极其重要且必要的。
无论是“变态说”还是“贵族制说”，都是观察到了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基本都是后人对当时情况的一种归纳总结，很难说就是当时发展的实际。“贵族制说”的渊薮是日本学者通过对日本和西欧中世纪的观察来演绎出了中国中世纪的情况，不一定确切，但是提出了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变态说”来源于田余庆的那本经典著作，其观察视角是着眼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认为皇权才是发展的主线。综合来看，“贵族制说”可能更像是一种现象的阐释，“变态说”更像是一种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两者不是一条线上的东西。
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不晦涩。序中所描述的作者的学术路径就足以让人敬佩。这本书的评分绝对是低了。
四星，考虑到年代久远，五星。
作者提出，由于长嗣继承制的缺位，意味着氏族成员没有合法的方式共同拥有遗产，进面导致氏族大幅地分化裂变，直到11世纪范仲淹才创立具有财产所有权的联合宗族（joint clan），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当然，裂变和分房发生在每个继嗣集团内部。但如果没有长嗣继承制，没有正式的宗主，没有祠堂，没有氏族学校，没有“义田”，被视作宗族凝聚力的重要元素，如联合宗族的财产和氏族的诸多房支聚集起来的祭祀祖先的祠堂，在宋代以前并不存在。这个观点很有收获
评分完全虚低
好一个中古 一个依托于官僚的贵族时代
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其实就是士族门阀政治。其特征是贵族政治＋官僚政治，权力并不是世袭的，而是要经过做官来抬升家族地位、延续家族权力。与陈寅恪认为的寡头政治的终点在唐武则天时期重视辞章、改革科举等一系列打击士族措施出台之后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其终点在唐末宋初。他认为造成唐末寡头政治终结的原因是科举制度＋门荫制度。1. 科举制度靠才学选官。虽然有唐一代士族阶层仍然具有科考优势，但随着政府逐渐放开考生范围，士族优势终将不再。2. 门荫制度虽然能让士族高官将自己的子弟安插进官僚系统，但决定权已掌握在政府手里。以上两点其实可以归结为唐代实际的选官权正在潜移默化地从士族手里转移到中央政府手里。3. 士族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土地（庄园）经历过唐末五代战乱，也被割据豪强夺取。进入宋代，中国真正进入了平民时代。
手机扫码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