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

施剑翘复仇案

[美] 林郁沁(Eugenia Lean)

出版时间

2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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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
内容简介

在《施剑翘复仇案》中,林郁沁围绕着1935年施剑翘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她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更、大的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

林郁沁,1990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96和2001年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施剑翘复仇案》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2007年度费正清奖,被评为东亚现代历史研究中的最佳著作。

目录
译者的话
导言
第一章 刺客与复仇:大众传媒时代的道德英雄主义和女性的自我想象
第二章 媒体炒作:公共正义与城市大众的同情
第三章 精英们的矛盾态度一一对大众和女性化情感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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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法律、媒体、政府、大众的博弈。关于“公众同情”与“激情犯罪”的讨论总能让人想起药家鑫案。另外作者说80年代的电影《刺杀孙传芳》她找不到,即使中国电影资料馆也没有,但其实……这个电影叫《女刺客》。 111215-111222
看到后面,施剑翘明明就是仗着自己辛亥革命后辈的身份,有恃无恐,耍弄法律与公众,背后的冯玉祥让人无比恶心。恶人自有恶人磨,看她60年代以后的样子,说不出的畅快。
施剑翘案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场”,在这个“场”中,政府权威、民众舆论、精英知识分子、传统道德、国家法治等势力竞相登场角逐。从舆情角度来看,本案即使放在今天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媒体公关与新闻传播案例。施剑翘努力的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礼孝的女性形象,藉由媒体的推波助澜引发了公众“情”的共鸣,而这一“情”显然来自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建构。因此,无论是倡导颇具男权意味现代化理性化的精英分子还是致力于司法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群情”都十分敌对,但这一案件仍旧成为了处于政治压抑下的公众发声的渠道。这一群情被国民政府所利用,通过“国家特赦”的方式完成了对舆论的掌控和对司法领域的渗透,强调了国家的权威。群情背后暗含的传统因素也迎合了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书对“场”中各方论述详尽,但深度不够,研究任务只部分完成。
资料收集的非常全,叙述分析条例分明。但是把着眼点放在公众同情上降低了这个题目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作者解构之后,所谓的“剑翘求死不求仙”如同讽刺。文化传播、大众舆论、法治与政府、国民政局,能从容其中,施剑翘的狡黠令人生敬。与挥之不去的军阀控制相比,更令人生畏的是毛时代令“侠女”屈膝的强大力量。民国这个舞台还是太轻松了。
对传统public sphere理性人假设的又一史学反思。儒家精英所推崇的、以合理规范的“情”为基础的“舆论”和在消费文化中兴起的、被现代化精英嗤之以鼻的、被认为易于操纵的公众“同情”,在施案中都可见。而经过🐱时代,走过8⃣️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的public sentiment似乎在发声者和议题上都更加强烈地性别化,这是其遭到抵制的重要原因,也恰是令人感到有趣和希望之所在。四星是因为中文版结论有段落被censored了。
为汤英伸案看的书,提供一个对于此案的新的“情”的视角。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施剑翘一案对中国是否存在公共空间进行了新的解读。通过施剑翘对公共舆论的塑造、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以及国民党对暴力的赦免等角度,来说明中国社会不同于理性沟通主导下的哈贝马斯式市民社会,存在基于感性的政治批判与政治参与,作者称之为不稳定的公共同情(public passions)。施案反映了公共的情感如何卷入国家、社会和法律事务,选题极有纵深感。
陈廷湘在《中国现代史》对施剑翘复仇一事提了一嘴,让我瞬间感觉和1932年的郑继成刺杀张宗昌如出一辙(因之前写过一篇法律史的论文),于是今年的课程论文我想继续深入研究郑继成复仇案,这本书自然是逃不开,读完这本书加上我在《民报》《山东民国日报》《法律评论》报纸上搜到的资料,觉得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性别不同导致很多观念的冲突甚至是双标行为,这是最大的区别。其次是两次刺杀事件中间隔着一个新生活运动,两次刺杀对这个运动都起了关键作用,但作用点完全不同。最后是冯玉祥在两起案件中扮演的幕后角色不同,这点我还没找到太多史料。但无疑受益最大的还是国民党政府,通过两次刺杀加强了党权,而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这种妥协与进取的艺术被拿捏的恰到好处,不得不佩服统治者的高妙。应该去看看《党员、党权与党争》补补课。
公共舆论、传统思想、女性主义、现代法学思潮和试图揽权的国民政府交织在1927-1937这一个“江湖”内:公众试图批评政府威权,在对女性过分自由的怀疑中思辨社会未来的位置;政府以给游说群体放权的方式达成融合政权和法权的终极目的;法学界和左翼群体则对本事件中寄寓的传统给予了充分的批判。作者借助微观史视角写广义问题的方法和视野均很优秀,且本案广阔的维度和充分的戏剧张力交织在前述的政治文化问题中,最终在一战中将人们不愿认可的传统文化的根寄托在抗日民族主义中展开。可惜的是,每次读完了也就感觉自己对政治文化史的了解的张力更强了一些。它功利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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