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没有突出宗教结社与慈善结社的密着很可惜，但了解民间宗教与信仰，慈善事业的方面不能忽视，这本还是要读。

第九章提到商人团体(行会)以捐助善举为口实试图要求地方官维护其商业权益，在商言商，很真实。

果然，“新与旧”是近代史研究怎样也绕不过去的坎。从第八章开始本书可以封神。日本人挖掘史料的能力和努力值得学习。

很用心也颇有想法的著作。我觉得我需要时常看一看这种水平的著作来敲打敲打自己。

按需。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

这得读多少书，花多少年才能写这样一本著作。关键是夫马进后来转做中朝关系仍是不能绕过的大山。

一本800多页的书，着实看得人心潮澎湃。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两人诸多观点存在承启的关系，比如善会、善堂的“教化”功能，都引用了雍正对善会、善堂的“妇仁”评价，都反思了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解释晚清慈善组织的社会地位的做法。梁其姿的书更精致，数据也更集中，并提出了“儒生化”的概念。夫马进则更关注善会、善堂和政府之间互相角力的复杂性，以及善会、善堂可能具有的徭役性（被政府强制）、自发性（地方自治性）的双重特征。

本书第一部分叙述明末清初因应文人结社风气，慈善事业从“善举”到“善堂”的组织化转向。第二部分以婴儿和寡妇救济组织为中心，阐述清代善会善堂的具体活动。第三部分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讨论善会善堂与国家、行会、都市行政以及近代地方自治的关系。通过苏州和杭州善会善堂经营方式的展现，对“乡绅支配论”和“公共领域”两个问题进行了反驳。善会善堂虽然是由地方士绅发起的民间组织，但也受到政府的接济、庇护与支配，对善堂善会的经营逐渐成为国家加于地方士绅的特殊“徭役”。而同业行会集资兴办城市事业构成的“公共领域”美好愿景，也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政府对其行规支持而不得已缴纳的“行捐”。上海善会善堂在发展地方自治和推动近代化方面的成功表现，可能要得益于19世纪上海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